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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子女抚养费支付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15日  浏览:
离婚后子女抚养费支付问题研究

【摘要】:合理的子女抚养费支付制度,事关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命运,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制度上,子女抚养费支付协议不仅内容上存在漠视子女权益的现状,而且登记机关对离婚协议的审查也存在漠视子女权益的状况,再者子女抚养费支付的司法救济制度同样存在严重缺陷。我国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支付令人担忧。完善我国子女抚养费支付制度:首先必须加强法律对离婚协议的规制,其次要不断完善我国子女抚养费强制执行制度。在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权益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不仅设立专门的代理机构,并且建立子女抚养费强制执行体系,以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制度值得我国借鉴。
【关键字】:子女抚养费支付 现状 原因 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大变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离婚率均居高不下,且呈快速上升的态势,从而导致大量的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出现,社会问题的增加。众所周知,由于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年龄幼小,劳动能力欠缺,其经济来源十分有限,所以抚养费对于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许多离异父母基于各种理由拖欠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现象却十分严重。抚养费的拖欠往往使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陷入困境,其生活、教育受到巨大的影响,以致严重影响了子女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的适应能力,甚至因此而使他们走上了犯罪道路。所以,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按时足额地支付,是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生存条件的首要问题。因此,如何保护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解决好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抚养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法律越来越关注的问题。而该问题的核心是子女抚养费支付问题,所以本文将对离婚后子女抚养费支付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抚养费支付制度的完善有所作用。
一、离婚后子女抚养费支付的现状
父母离异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一种特殊而又畸形的生活环境,因而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对于抚养费用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抚养费是他们生活的支柱,一旦抽去这根支柱,他们的生活就难以稳固,甚至无以为继。然而,近几年来,我国子女抚养费支付的现状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各方面地快速发展有所改变,相反地,问题愈演愈烈,令人担忧。
(一) 离婚协议的内容漠视子女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不断地走向自由、开放、多元,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20年来,人们对离婚的看法逐步发生变化,从先前的忌讳离婚到坦然地行使离婚自由,直至发展到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的数量上升趋势高于起诉离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民政统计历史资料》记载,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由1980年的18万对,上升到1999年47.7万对,平均每年递增5%以上。
在相当一部分的离婚协议中,一方当事人为了达到离婚目的,同意自己多承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有的当事人甚至把未成年子女当成要价的“筹码”或者可以分配的“财产”。例如,男方在离婚时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同意其妻子不支付全部抚养费,而事后又反悔告其前妻,就是当事人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目的而同意另一方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典型案例。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协议离婚中,一方当事人为了争夺子女抚养权,往往会在抚养费上作出让步,由自己多承担一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后因一方确实无力承担或者对子女放任不管等引发案件,且此类案件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协议离婚后子女抚养费无法执行的案件也不断增加,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协议离婚后,抚养费纠纷案件增多的事实,无疑暴露出了协议离婚中轻视未成年子女的一个现状。所以说,离婚协议作为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支付的一个前提条件,父母在离婚协议中放弃子女抚养费的做法令人担忧。
(二) 对离婚协议的审查只是形式审查
我国婚姻法第31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婚姻登记条例第1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离婚的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婚姻登记机关就予以办理离婚登记。至于离婚协议中对子女抚养费的处置是否有损害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离婚协议的内容能否得到执行,并不在审查的范围之内。即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协议的审查仅是形式上的审查,而不是实质上的审查。
此外,法院对子女抚养协议效力的审查,也只是审查夫妻双方是否自愿离婚,是否对子女抚养问题、共同财产以及债务等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审查同样只是形式上的审查而不是实质上的审查。
(三) 子女抚养费强制执行难
子女抚养费作为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生活的支柱,但还是有很多的父母会基于各种理由拖欠子女抚养费,那么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就只能采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权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抚养费。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对于夫妻双方确定的抚养费的给付单凭道德责任、情感约束进行,法院强制执行到位的情况很少。另外,启用司法程序来执行子女抚养费用,成本高、效率低,在分期支付抚养费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多次执行。多次执行不仅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司法成本高,而且不利于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生活和教育。大量的子女抚养费执行难案件,不仅仅严重影响离异家庭子女的生活,而且严重困扰着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当今各国的子女抚养费支付率都是相当地低,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根据美国国情调查局1991年调查显示,在1150万有资格享有子女抚养费的监护人中,46%的人在法院判决中没有获得这一权利,其他11%的人虽然经判决获得了这一权利,但事实上没有得到抚养费,故总共有650万的家庭应当得到但没有得到抚养费,也就是说,在有资格获得抚养费者中只有24%的人既获得权利又实际受到费用。大量的离异父母基于各种理由拖欠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用已是非常普遍。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地不断深化,出现大量的人员流动,从而使很多子女抚养费支付义务人逃避抚养费用的支付。这种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现状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有所改变,相反是愈演愈烈,实在是令人担忧。
因此,根据上面的几种现象的分析,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子女抚养费支付问题突出,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问题无法得到保障,问题严重,不容乐观,急需采取相应措施解决之,否则,后果不容想象。
二、离婚后子女抚养费支付困难的原因
造成我国离婚后子女抚养费支付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因为子女抚养制度长期深受父权思想影响,又因为法律方面存在缺陷。
(一)长期的父权思想漠视子女地位
我国从西周开始就有关于维护父权的规定,一家之中,父亲为一家之长,处于至尊的地位,子女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家长对子女不仅有教令权,甚至有生杀予夺之权。
汉律不仅维护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家庭关系,而且维护男尊女卑的夫权统治。离婚制度也体现了对夫权保护。离婚后,女子只可以带走自己的陪嫁妆奁,其余共同财产则归丈夫所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女也是作为共同财产归丈夫所有。
唐朝的婚姻家庭制度继承了汉朝的相关制度。清代的婚姻制度仍然沿用历代相传的一些婚姻原则。清律对于家庭制度,仍规定以维护父权、夫权为主要内容。家长既有财产支配权,又有子孙的教令权和子女的主婚权。丈夫在家庭中享有对妻子的监护权和支配权。
从我国古代有关子女抚养制度的历史沿革中可以得出,任何制度都是有其历史发展过程,任何历史都是一脉相承的,子女抚养制度也一样,是具有传承性。很显然,从西周一直到清朝,我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强调父权和夫权,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同样子女也不享有权利,甚至,子女还可以被作为父亲的一种财产。所以,即使父母双方离婚,子女也没有接受抚养费的权利。实质上在当时,父母离婚,未成年子女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子女甚至被作为一种财产归父亲所有。正是因为长期受父权思想的影响,一家之中,父亲为一家之长,处于至尊的地位,子女则处于从属的地位,致使子女的地位一直不被重视,子女的权益也常常被漠视。虽然现代法律制度已经完全废置了父权原则,但是子女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在子女抚养费支付的实践中,子女的地位还是无法得到重视。子女地位不被重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子女抚养费支付的困难。
(二)离婚协议规制上的缺陷
我国婚姻法第37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可以得出,我国的法律对于协议离婚所追求的价值是婚姻自由、意思自治。因此,在协议离婚中,强调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协议中要求对子女有适当处理,而这里的“适当”如何掌握,没有统一的原则、标准、尺度。是婚姻当事人认为“适当”,还是婚姻登记机关管理人员认为“适当”。甲婚姻登记机关管理人员认为“适当”,乙婚姻登记管理人员并非也认为“适当”。所以这个“适当”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对这个度的把握不当,必然会侵害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0条:“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全部抚育费。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的规定,笔者有以下的理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因为父母离婚而有所改变,离婚后父母双方仍应该对未成年子女承担抚养义务,接受父母的抚养费是未成年子女的权利。本条规定赋予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全部的抚育费的权利,实质上是对子女接受抚养费权利的一种侵犯。虽然,本条还规定“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才能很好的把握这么一种程度,既让父母行使了权利,又能保障不影响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在司法实践中又如何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法院行使查实权是主动的查实权还是被动的查实权?查实程序是一个独立的程序,还是附属于诉讼程序的一个附属程序?关于这些问题,该司法解释都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的操作性相当差。例如,甲乙双方协议子女随甲方生活并由甲方负担全部抚育费,但实际上甲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并且甲乙双方对此情形均漠视子女权益,没有起诉到法院,那么法院是如何行使其查实权的?是主动行使查实权?还是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当法院明知甲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情况下,不做任何行动,任由当事人继续侵害子女权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法律是不利于保障子女抚养费的支付,也不利于保障子女的权益。
婚姻登记条例第13条规定赋予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权仅仅是形式审查,并不审查实质内容。此外,婚姻登记机关是仅仅将父母双方作为当事人来考虑的,并没有将未成年子女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来考虑其合法权益。显然,目前的制度是将离婚和子女抚养问题割裂开来,把离婚放在第一位,而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只作为离婚后果的处理。这种只考虑了双方当事人的权益,而不考虑利害关系第三人的权益,显然是不够的。笔者认为,民政部门的形式审查不利于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确实是存在缺陷的。
对于双方自愿达成的离婚协议书,法院是否有依职权审查方面,我国法律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不会主动对离婚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但是,夫妻双方或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一方同意另一方不支付部分乃至全部的抚养费,显然是损害了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和子女本位意识不相符合。与父母相比未成年子女是弱势群体,法律在保护婚姻当事人权利的同时,也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所以,正是因为法院对夫妻离婚协议主动审查权的缺失,使许多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成为不可能,从而无法真正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教育。
(三)子女抚养费强制执行制度的缺陷
婚姻法第48条规定对拒不执行的抚养费,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子女抚养意见》第21条也规定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中有关子女抚养义务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人,人民法院可依民事诉讼第102条采取强制措施。《子女抚养意见》第21条中使用的是“可”而不是“应当”,那就说明法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既可以采取强制执行,当然也可以不采取强制执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女抚养费能否强制执行还是取决于法院。在现实情况中,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很少,对于夫妻双方确定的抚养费的给付大多凭道德责任、情感约束进行。出现这种现状,本质上是因为法律上存在缺陷,而导致法院强制执行不力或者缺位。此外,依《子女抚养意见》第21条规定强制执行子女抚养费比较抽象,过于原则,操作性差。例如,当负有子女抚养费支付义务一方父母不支付子女抚养费时,直接抚养方不能根据《子女抚养意见》第21条的规定以离婚协议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只能先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审查抚养费支付协议的效力,然后再通过强制执行的程序来执行子女抚养费。所以说《子女抚养意见》第21条强制执行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大,对当事人如何操作方面规定的不够具体,不便于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及时获得抚养费用,不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
在子女抚养费强制执行方面,我国没有完善的法律予以规范。实质上是缺乏强制性的执行体系,抚养费的给付全凭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和道德水平。而法律上的义务要靠道德去约束,必然软弱无力。当事人不履行义务,就由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这类案件视为私法性质,正因为如此,总是强调由债权人追踪义务人的经济状况。面对瞬息万变的外界,其调查能力显得非常得羸弱,尤其是义务人财产的隐匿情况,难以查实。这一切都归因于公权力不作为的管理方式和办公所依赖的基础设施落后的缘故。所以在子女抚养费的强制执行方面是十分有必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对子女抚养费的强制执行,在实际生活中,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很少。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人员流动量大,工作更换非常地频繁,更使抚养费的执行出现障碍,那种主要依靠自愿自觉付款的方式亦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正是因为我国强制执行制度存在的缺陷,我国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就更加艰难了。子女抚养费作为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生存成长的最主要的保障,如果得不到支付,将严重影响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正常生活和受教育。父母离婚已经给子女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抚养费得不到支付则更是雪上加霜。笔者认为,对于离异子女的抚养费支付,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快速地作出反应予以解决,以尽量减少离婚给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造成的伤害,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教育。
子女抚养费强制执行并不能完全解决所有子女抚养费支付问题,如在支付义务人没有能力的时候,强制执行就无法执行。虽然,支付义务人主观上愿意支付子女的抚养费用,想承担抚养义务,但是基于客观原因而不能履行支付的义务。在当今社会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1)父母离婚后,抚养费支付义务人长期居住生活在另外的地方,与抚养人间相互不联系或者长期下落不明而不能支付子女抚养费;(2)父母离婚后,抚养费支付义务人发生意外事故或者死亡而不能支付子女抚养费;(3)父母离婚后,抚养费支付义务人失业或者破产而不能支付子女抚养费。上述几种情况是强制执行根本无法解决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笔者认为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弥补子女抚养费强制执行所不能解决的情况。
三、解决离婚后子女抚养费支付现状的对策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离异家庭子女抚养费支付现状严重,问题突出,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教育现状令人堪忧。大量的离异父母基于各种理由拖欠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抚养费的拖欠往往使未成年人的生
活陷入困难,甚至有些离异子女因此而走上了犯罪道路。这样的教训实在是举不胜举了。笔者认为:要解决当前我国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支付问题,关键还是要从法律上规范。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完善实体法来约束、规范离婚当事人,对离婚协议做必要的限制,而且还要不断地深化我国的司法程序方面的改革,不断降低诉讼成本,切实提高司法程序的效力,完善子女抚养费执行制度,并且将子女抚养费执行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我们要实行抚养费垫付措施,弥补强制执行制度不能解决的缺陷,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及时切实地得到支付,使他们能够享受正常的生活和接受应有的教育。
(一)加强法律对离婚协议的规制
1.实体法上加强对离婚协议的规制
婚姻法第21条、第36条规定,父母双方有抚养子女的义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所以说,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的父母必须支付抚养费,是毫无疑问的。从法律意义上来分析,这是对父母的一种强制性的规范,父母不得违法。父母双方之间离婚自由的意思自治不是绝对,而应是相对的。即任何权利人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子女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权利主体,其在父母离婚后的抚养权利如受到侵害,应当以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由其父母承受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离婚中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改变目前将离婚和子女抚养问题割裂开来,把离婚放在第一位,而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只作为离婚后果的处理的作法。由于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因此,在离婚协议中,更应该坚持父母离婚自由与离婚不会对未成年子女利益造成损害两者相互统一,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同样,不能以牺牲一方的利益来达到另一方的目的。即将“离婚不会对未成年子女利益造成损害”的标准引入到婚姻法当中。在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才允许离婚协议生效,这并不是对离婚自由的限制,而是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不损害他人利益原则在法律上的必然要求。 婚姻问题绝非纯粹的私事,它还涉及子女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对于父母双方通过协议离婚(如一方同意另一方不支付全部抚养费的协议)逃避支付抚养费的做法,国家就有从法律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和限制的必要。
笔者认为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0条的规定应该作相应的修改,对其中的“如何查实”应予以具体化规定:第一,对于一方父母发现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该父母必须向法院提起申请,请求法院查实该情况。第二,法院依申请行使查实权,一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的,即责令父母双方重新协商子女抚养问题,协商不成的即由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变更抚养关系的判决。经查明,不存在抚养人的抚养能力不利于子女成长的相关情况的,对申请人予以一定的处罚,以制约随意启动“查实程序”而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
2.程序上加强法院对离婚协议的审查
对于离婚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达成的离婚协议,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各国做法亦有不同。日本、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父母离婚时,对子女的抚养费可依协议,如果协议不成,则由法院判决。这种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其难以解决夫妻双方或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一方同意另一方不支付部分乃至全部的抚养费的情况。显然,这会损害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和子女本位原则不相符合。与父母相比,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是弱势群体,法律在保护婚姻当事人权利的同时,也不能以损害弱势子女的利益为代价。德国民法典规定了法院可为了子女权益所必须者否决一项父母一致同意的建议,但德国的规定也是相当抽象,缺乏具体的审查措施,操作性很差。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所采用的是积极的判决,法院承担主动的审查职责。父母在离婚时就子女抚养费达成的协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可自行约定,否则法院不予认可。
笔者认为,应该借鉴美国所采用的积极行为,但是必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全抄。在父母当事人之间,通过协议方式签订抚养协议,法院是否有依职权审定方面,笔者认为,法院应该介入对离婚协议的审查,以保障子女抚养费能够得到支付。
关于法院如何介入对离婚协议的审查,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第一,法院介入对离婚协议的审查是有条件的。法院仅仅对那些夫妻双方之前已经对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在发生子女抚养费纠纷时起诉到法院的离婚协议行使审查权。我国目前的人口基数和司法资源配置情况只允许这么操作。第二,法院审查离婚协议权力是有限制的,法院不能为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侵害父母双方之间处理离婚的意思自治的权利。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夫妻双方所达成的子女抚养协议严重违法我国宪法、法律中对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权益的规定的,就应该认定该抚养协议无效。对于没有严重违反法律的,但是离婚协议的内容明显不利于子女利益的,不利于子女抚养费支付的,法院应该责令协议双方对不利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支付的条款进行修改,修改后要经过法院的再次审查,才可以发生效力。
(二)完善子女抚养费强制执行制度
笔者认为我国的强制措施的完善要从以下几点进行:第一,对于《子女抚养意见》第21条应该予以具体化,便于当事人和法院操作。第二,对于抚养费的执行,法制建设也应该具有前瞻性,笔者建议我国应该不断建立健全抚养费强制执行体系,改变我国抚养费的给付全凭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和道德水平的现状。在我国由于个人财产登记、申报制度不完善,应考虑有关组织直接介入抚养费强制给付措施体系中。有关组织包括当事人所在单位、居(村)民委员会,明确强化他们的协助执行义务,对拒不支付抚养费的可实行治安处罚。第三,采用其他相应的措施弥补子女抚养费执行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事人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来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健康地成长。笔者对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申请先予执行有以下几点看法:(1)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可以由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一方代理其向法院提出申请;(2)必须要有经过民政部门登记的离婚协议或者是法院的离婚判决书、调解书;(3)负有子女抚养费支付义务的抚养义务人应该有支付子女抚养费的能力。
(三)实行子女抚养费垫付措施
对于因客观原因造成不支付子女抚养费和子女抚养费执行难现状,当前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很多国家都是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子女抚养费的问题。例如法国的“家庭给付机关”,美国的子女抚养代理机构(Child Support Agency)。这种机构将专门负责子女抚养问题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一般情况下,这种机构负责向抚养义务人定期的收取一定的抚养费用,然后再将这些抚养费按时按量地支付给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以保障其有能力进行正常生活和受教育,尽量减少因父母离婚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使他们能够健康正常地成长。在这种制度之下,如果抚养义务人逃避或者是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为了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正常生活和教育,该机构还是会按时按量向未成年子女垫付抚养费。该机构在垫付之后,将以债权人的身份向抚养义务人追索。在该制度下,子女抚养费的执行是无条件的,因为其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至于其父母自身能否维持正常必要的生活,是有国家社会保障的。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责任、义务。这就是美国法律的“法律至上、社会保障”的立法理念。在子女抚养费强制执行中,美国的制度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我国正在不断加强立法,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子女抚养费支付,法制建设也应该具有前瞻性,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在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建立起子女抚养代理机构,弥补司法程序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机构的性质、职能和整个运行,目前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家庭给付给机关”,可以垫付定期金给债权者以一定限额的“家庭扶助津贴”,把确保子女抚养定期金当作社会保障政策的一环,即对于具备一定所得要件的,如果子女抚养定期金的全部或部分得不到支付,不论原因怎样,“家庭给付给机关”可以垫付给定期金债权者以一定限额的“家庭扶助津贴”。子女抚养代理机构不仅仅在以上津贴支给额的范围内负责,同时还要接受代为支付的一部分定期金以及将来的定期金债权催收委托的机关,所以其后的催收程序全部由这个机关负责进行。即在抚养义务人不支付抚养费时,子女抚养代理机构可以先垫付家庭扶助津贴,解决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子女抚养代理机构在垫付后,即以债权人的身份向抚养义务人追索债权。
设立专门的子女抚养代理机构的前提是我国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因为子女抚养代理机构是启动社会的保障资金来垫付家庭扶助津贴。所以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设立子女抚养代理机构的前提和关键性问题。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地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时机已成熟,我国已经具备设立子女抚养代理机构的条件。

参 考 文 献
〔1〕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3〕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4〕陈苇:《家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
〔5〕杨大文、龙翼飞:《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陶毅:《新编婚姻家庭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曾代伟:《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8〕王晶:《论“执行难”的根治》,《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9〕宋长缨:《论民事执行难的成因及对策》,200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注释:
①黄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 2007版 人民法院出版社 第670页
②《会计》 1999年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第67页
③黄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 2007版 人民法院出版社 第655页
④当事人在设定债权质权时,应当通知第三债务人。各国对应通知而未通知的法律后果,国外有二种立法例,一是将通知作为生效条件;二是将通知作为对抗条件。我国对第三债务人的权利义务未作规定。
⑤张广兴 《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第200-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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